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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60.金沙登录王明是如何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异军突起的

  李立三目空天下,共产国际龙颜不悦。瞿秋白、周恩来奉命回国纠正,莫斯科还是不满。得风气之先的王明,再一次翻云覆雨。

  1930年5月,新军阀中原大战爆发。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来临,四处鼓动政治示威和武装暴动。他甚至制订了一个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革命目标。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急剧发展,超出了共产国际的容忍限度。7月下旬,共产国际派瞿秋白、周恩来火速回国,纠正李立三等的错误。

  回到国内的周恩来,所见所闻是一连串残酷惨痛的事实。除苏区和红军遭受不同程度损失外,白区举行的同盟总罢工和武装暴动,无一例外地失败了。在6月底以后的两个月里,十余个省委机关被破坏。上海地区的党员人数由2000锐减到600,天津地区的500多党员只剩下几十人。

  看到党的六大后人辛辛苦苦积蓄起来的一点力量如此轻率地被葬送,周恩来痛心疾首,对李立三、向忠发提出了尖锐批评。

  9月24日至28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一幢临时租用的洋房里秘密举行,瞿秋白和周恩来主持会议。

  李立三受到严厉批评,实际上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由于共产国际一再催促,他不得不于11月间动身前往莫斯科“接受改造”。

  周恩来是会议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很谦虚,总是把瞿秋白推到前台。因此,三中全会使瞿秋白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

  6月思想动员,7月行动部署,8月形成高潮,9月走向破产,“立三路线”的历程大体如此。

  六届三中全会之后,共产国际远东局把王明、博古找去谈话,要求他们不准反对会议形成的决议,王明不得不表示“拥护”。

  然而,王明对三中全会确有不满。他因反对“立三路线”受了处分,会上不但没有褒奖,对他的处分也没有撤销,甚至还有人在会上点名批评他。更使他难以容忍的是,被共产国际撤销了中共代表团团长职务的瞿秋白,回国后不仅主持召开了三中全会,而且会后还主持中央工作。

  王明心底确实憋着一肚子怨气。中央决定派他去中央苏区工作,尽管他内心并不愿意,但又无可奈何。就在这时,事情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又一批留俄学生回到上海,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也给王明带来了“福音”。

  此前,共产国际认为李立三的错误只是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的,批评的语气也比较温和。正因如此,瞿秋白、周恩来回国主持六届三中全会,相应地把李立三的错误定性为“策略上犯了左的个别冒险错误”。

  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有一个认识过程。当中共中央把8月政治局会议记录送到莫斯科后,共产国际对李立三提出的大胆计划和冒犯共产国际尊严的话语,大为震怒。

  共产国际认为李立三想把战争祸水引向苏联,这是苏联十分忌讳的。他们对李立三的批评开始升级,认为李立三的错误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在收到六届三中全会文件后,共产国际对文件内容和结论很不满意。

  因此,共产国际向中国发出指示,不仅批评李立三犯了路线错误,是与国际政治路线对立的,而且批评三中全会抹杀了两条路线的原则区别。这封“十月来信”不是一封普通的“来信”,无疑会在中国党内激起一场轩然大波。

  远离莫斯科的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态度的变化一无所知,可王明却早于中共中央知道了这封信的内容。当时,尚在莫斯科的沈泽民、夏曦、凯丰、陈昌浩等人,从米夫那里知道了“十月来信”的主要内容。他们陆续回到上海,把主要精神首先告诉了王明,而中共中央直到11月16日才接到国际的正式文本。

  王明等人一边进行秘密策划,一边开始具体行动。他们以中央没有撤销对他们的处分为借口,改变了准备前往苏区的计划,继续呆在上海。

  11月13日,王明、博古联名向中央写信,在批判李立三的错误路线之后,指责三中全会没有充分揭露李立三路线的本质,中央政治局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迅速传达国际路线。

  第一封联名信发出四天后,王明、博古急不可待地向中央发出第二封信,要求中央“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实质”,“宣布他们与立三争论的真相”。

  如果说在第一封联名信中,王明和博古只是想抢在别人之前打出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的旗号,那么在第二封信中,他们已经开始把自己树成反对“立三路线”的“英雄”了。

  起初,中共中央并不怎么在意,以为这只是王明等人拒绝前往苏区的托辞。当接到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之后,才开始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中央政治局接连召开会议,一方面承认三中全会没有严肃揭露李立三的路线错误,是一种调和态度;另一方面,认为在当前环境下,这个问题不宜扩大讨论,以免妨碍正在实行的工作转变并造成党的分裂。

  政治局顺便讨论了王明、博古的两封来信。周恩来认为这两封来信在中国革命根本问题上同李立三没有原则分歧,只是在一些小枝节上纠缠不休;批评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巩固党,而是反对三中全会以后的党中央,这与国际来信并没有相同之处。

  针对王明等人先于中央知道国际来信,不但不报告中央反而以突然袭击方式向中央发难的作法,瞿秋白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不是帮助中央,而是进攻中央。”

  王明、博古向中央写信后,不但没有实现自己的目的,反而受到中央批评。他们开始散布对中央的不满情绪,向中央展开了新一轮进攻。

  12月1日,周恩来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批评王明、博古拒绝去苏区工作的做法。12月6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对王明等人再次提出严肃批评:政治意见可以发表,但不可妨碍工作。

  然而,周恩来没有想到的是,王明为了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正在把小组织的力量扩大为大组织的活动。他们更加猛烈地攻击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指责它已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

  王明率先掀起反六届三中全会和反调和路线的浪花之后,原来因反“立三路线”受到打击的,以何孟雄、林育南等为代表的江苏省委的干部,以罗章龙等为代表的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工联的干部,相继卷入这场斗争的漩涡之中。尽管他们的角度有所不同,但他们的要求则是相同的,就是要求中央召开一个像八七会议那样的紧急会议,以解决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问题。

  善于谋划的王明,开始想方设法充分调动与运用这些“同盟军”的力量了。在王明等人的串连下,所有反对“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力量迅速汇集为一股洪流。

  瞿秋白、周恩来四处解释,舌敝唇焦,风潮仍无法平息下去。在各方面的压力下,中共中央被迫接受他们的意见,同意召集紧急会议。

  这一胜利,并不意味着王明能掌控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帮助王明实现这一目的,另有其人,另有其事。

  “牛郎”热情似火,“织女”冷若冰霜;组织上给王明配了个“妻子”,他却无动于衷。新婚蜜月之际,他激情迸发,完成了一篇得意之作,后被人称为“罪恶之花”。

  王明与孟庆树,出身不同,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性格各异,有着共同的政治信仰。然而,横隔在俩人之间的最大障碍,是身材上的不协调。正因如此,他俩谈情说爱,一波三折;可议婚论嫁,只一朝一夕。

  1929年3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俩人有了较深的感情基础,并确定了恋爱关系。他们在莫斯科约定,学成回国,不分先后,报效祖国。王明怀着满腔热血回国后,对孟庆树的思念与日俱增,他把自己比作牛郎,把孟庆树比作织女。

  经历了一年多的相思之苦,“织女”如期来到“牛郎”身边。1930年初夏,孟庆树从中山大学毕业后,也被分配到上海,在沪东区委妇委会工作。王明非常珍惜这天赐的良机,不断请孟庆树吃饭、逛马路、看电影。

  沪东区的妇委书记是女工出身的朱秀英,孟庆树在她的领导下保管文件,驻守机关。沪东区的纱厂、纺织厂较多,孟庆树经常到老怡和、恒丰、永安、三新等纱厂劳动,了解工人状况,王明戏称这位“织女”为“纱厂女工”。

  不久,王明受到组织上的批评,加之经常来往不利于秘密工作,孟庆树开始有意疏远王明。王明穷追不舍,仍不断登门来访。为躲避王明的纠缠,孟庆树干脆退掉自己的住房,与朱秀英同住。

  王明失恋的时候,被下放到江苏省委宣传部任干事。宣传部秘书李初梨安排王明住省委机关,但单身男子容易引起特务的注意,且不好租房子。李初梨见王明独身一人,便给他找了个“妻子”做掩护。

  在当时的环境下,为便于党的秘密工作,男女装扮成夫妻的事时常有之,往往弄假成真。给王明做“妻子”的姑娘名叫易坚,是湖南著名教育家、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的侄女。

  王明情系孟庆树,对组织上给他配备的“妻子”无动于衷。文静端庄的易坚,很不情愿做不明不白的“妻子”,更受不了王明的冷漠,多次提出要离开这个“家”。后经王明同意,才离开省委机关,回到虹口。

  易坚受了莫大的委屈,“”期间更是遭受奇耻大辱,因与王明有这层工作上的特殊关系,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有口难辩。她被挂牌游斗,牌子上写着几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大字:王明的姘妇。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孟庆树关上了爱情之门,可王明仍痴心不改,苦苦等待着。1930年7月30日,孟庆树被捕入狱,关押在上海龙华看守所。王明获知心上人身陷囹圄,心中万分焦虑。

  孟庆树被捕之后,其二叔孟涵之特地从安徽来到上海营救。王明冒着生命危险,陪孟涵之定期看望孟庆树,并将自己精心收藏的孟庆树的发卡,包裹在情意缠绵的书信之中。

  王明的一片痴情,又一次温暖了孟庆树孤傲的心。深思熟虑之后,她最终选择了王明。1930年11月22日,孟庆树走出龙华监狱,尚未卸却满身的疲惫,就在孟涵之的操持下,与王明结为连理。

  王明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结合,对孟庆树体贴入微,关怀备至,专门为她写诗五十多首,抒发他的爱慕之情。难能可贵的是,在跌宕起伏的政治风云中,他们风雨同舟,白头偕老,共同生活了44年。

  新婚蜜月,王明更富有激情和创造力,理论特长和旺盛斗志又一次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为表明自己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和国际正确路线的代表,他付出极大心血和汗水突击写成了《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其中融进了孟庆树的一片深情和厚意。

  这本小册子是王明的政治宣言书,他一生钟爱,先后出版三次。1943年,看了这本再版后的小册子说,这是一本“罪恶的小册子”,“它记载着罪恶的党内斗争材料不少”。

  毋容置疑,这本小册子是王明为其在政治上崛起所作的重要的舆论准备和理论准备。

  国际代表奉命来华,第一件事就是召见王明。老师为学生铺路搭桥,呐喊助威;得意门生乘势而起,扶摇直上。两人上压下攻,将中央控制于股掌之中。

  正当党内出现领导危机之时,一个特殊人物来到上海,此人就是王明的恩师、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他此次来华的目的,就是要把瞿秋白赶下来,把王明扶上台。

  米夫到达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召见王明。王明见到恩师,将满肚的委曲和苦水倒了出来。

  在反对“立三路线”的三股力量中,王明这批留俄学生根基浅,影响小;何孟雄长期做实际工作,有一定威信;罗章龙控制全国总工会党团,有一定实力。米夫认为召开紧急会议,很难控制多数。王明似有所悟,立即放弃召开紧急会议的主张。

  米夫与政治局委员分别谈话,把王明说成是“国际路线的忠实代表”,反“立三路线”和“调和路线”的英雄。王明也大造舆论,要把反对“立三路线”和“调和路线”的头功抢在手里。其追随者也纷纷撰文造势。

  中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的日常活动经费一部分来自于莫斯科,对于共产国际的指示是难以抗拒的。于是,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根据米夫的意见,将原定要召集的紧急会议改为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米夫给中共中央施压,要求撤销对王明等人的处分,并说王明在中山大学已是一个天才的领导者,搞中国革命没有他是不行的。在米夫的催促下,中央政治局取消了对王明、博古等人的处分。

  中央决议指出,王明等同志的观点,是合乎国际路线的,但李立三固执己见,认为王明等人的意见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显然是很大错误。中央政治局当时因为赞成与执行立三路线的缘故,竟给王明等人加以小组织之名,显然是不正确的。

  米夫心里明白,把瞿秋白赶下台,容易办到;可要把王明扶上台,就不那么容易了。他对政治局委员又打又拉。六大以后,向忠发一直担任中央总书记,“立三路线”和“调和路线”时期都是党的最高领导人。米夫说工人同志有问题可以原谅,将其错误一笔勾销。

  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国共同主持了三中全会,被认为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米夫需要周恩来的威望与能力,对周恩来采取了拉的策略。周恩来本着“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原则,表示忠于共产国际,支持米夫。

  米夫把王明树成“反立三路线的英雄”和“共产国际的忠实代表”,在争得中央政治局大部分人的支持后,以提拔“拥护国际路线”的干部为由,要求任命王明为江南省委书记。

  在米夫的压力下,12月25日,中央任命王明为江南省委书记,博古为团中央宣传部长。

  江苏省委在三中全会后,改组为江南省委,是党在白区最重要的地方领导机构,管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地区,无论党员人数,还是机关健全程度,在统治区都位居第一。王明担任江南省委书记,等于得到了一个登上高位的阶梯。

  有了共产国际的强力支持,王明用不着再去联合何孟雄、罗章龙,并翻过脸来打击仍在坚持召集紧急会议的何孟雄、罗章龙。12月30日,江南省委召开上海产业和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会前,王明将一帮人召集到一起,要他们在会上向何孟雄发难。

  何孟雄是江南省委常委,在党内有很高威信。王明认为不把何孟雄打下去,自己难以在江南省委站住脚跟。

  会上,王明大讲“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奋斗”,大批李立三、瞿秋白,同时含沙射影地攻击何孟雄、罗章龙,说他们不是真正地拥护共产国际路线,罗章龙分裂党,何孟雄反对党。

  王明组织的小团体相继发言,拥护王明,围攻何孟雄。何孟雄几次要求发言,被主持会议的王明阻止。何孟雄忍无可忍,拂袖而去,王明这才让步。

  何孟雄以“立三路线”使上海工作受到巨大损失为证据,说明王明的小册子是“新的立三路线”,www.41669.cc并斥责王明在党内结成小团体,是破坏党内团结的分裂活动。

  王明见势不妙,下令休会。会议重新开始后,王明小团体更加疯狂地攻击何孟雄,并压制何孟雄发言,然后匆忙宣布结束会议。

  王明的所作所为,自然遭到正直党员的反对和抵制。王明采取撤销工作、停发生活费、强迫迁移住处等手段,对其进行分化、拉拢。沪中区委书记蔡博真,坚决反对王明。王明两次找他谈话,要他改变立场,并让人传话,如果跟随王明,可以当省委委员。蔡博真不为所动,王明就撤了他区委书记职务。

  党内派别活动愈演愈烈,中央处境十分困难,连日常工作都难于顺利进行。1月3日,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当前局势,米夫建议立即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结束当前的混乱局面。

  政治局两次起草了四中全会决议草案,认为三中全会接受了共产国际路线,都被米夫否决了。米夫把中央起草的决议草案放在一边,越俎代庖,将他和王明商议起草的决议案交中央讨论。

  “立三路线”时期,任弼时不在中央机关工作,此时处境比瞿秋白、周恩来好得多。他虽然没有出席三中全会,但作为长江局负责人,处在“立三路线”计划中的暴动中心地区武汉。任弼时认为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后,工作上发生了显著变化。他见决议中提出调和主义的危险较“立三路线”更大,认为这样将会减轻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建议改为: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

  全国总工会党团和江南省委的分裂活动,令任弼时心中不安,他接着批评说:如果像上海方式那样斗争,是有害于党的。

  王明不以为然,立即插话:在区委书记联系会上,有人以为用实际工作来压制同志是不对的;中央就是在国际的压迫和同志的反抗之下才被迫接受国际决议的;恩来、秋白、立三应离开指导机关,由远东局召集在沪的中央委员和反“立三路线”分子开会。他还强调:我意加强两条路线斗争,反对右倾,反对调和,反对取消,反对无原则的斗争。

  王明咄咄逼人,无异警告别人:谁要是对三中全会及会后中央的工作有所肯定,谁就是“右倾”、“调和”,就是“取消”共产国际提出的这场斗争。

  周恩来以退为进,辩解道,中央走向国际路线虽然迟缓,但确有进步。至于说中央承认错误是为了领导,是不对的。承认错误是一回事,领导工作又是一回事,两者有关系,但不要混为一谈,为什么不允许中央承认错误呢?

  四中全会突然召开,又草草收场。斗争之激烈,矛盾之尖锐,争吵之热闹,历史上绝无仅有。它结出的唯一果实,就是把王明推向前台。

  1931年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公共租界一幢西式洋楼里秘密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37人,其中中央委员14人,候补委员8人。中央全会理应中央委员参加,可自称为“国际派”的人中没有一个是中央委员。经过特殊安排,15名非中央委员参加了会议,王明、博古等名列其中,享有和中央委员同样的权利。

  四中全会召开之前,一直严格保密。有的代表在会前几十分钟才接到通知,有的代表走进会场还不知道召开什么会议,有的被告之召开紧急会议,而进入会场后才知道是四中全会,还有的人根本没有被通知到。

  米夫处于设计师和裁判员的地位,在他的组织和策划下,四中全会限定在一天之内完成。这一天,无疑是极为特殊的一天。

  会议由向忠发主持,他说:“今天召开的会议,是六届四中全会。”话音刚落,就有代表吃惊地睁大眼睛。

  向忠发接着解释说:“为安全起见,会议没有通知所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因为中央最近召开了几次会议,发布了紧急通告,因此会议只开一天……”

  这时,列席代表韩连会站了起来:“四中全会是非常重要的会议,有许多问题要在会上解决,大家连开什么会都不知道,就匆忙宣布召开四中全会,这怎么行?”

  王凤飞也提出质疑:“这么重要的会议,无论如何一天不能解决问题。二中全会开了六天,三中全会开了五天,四中全会仅开一天,能解决什么问题?”

  米夫见有人斗胆发问,板着面孔站了起来:“四中全会得到共产国际批准,无论多少问题,只要用共产国际的尺子去度量,一切矛盾都会解决。”

  众人一听不说话了,向忠发宣布会议议程。正说着,全国铁路总工会代表、中央候补委员徐兰芝闯进会场,怒气冲冲地问向忠发:“你们开什么会?”

  徐兰芝听了,拍着桌子问向忠发:“我是候补委员,召开四中全会,怎不通知我?”

  向忠发张口结舌,无言以对。王明见状,赶紧站出来替向忠发解围。他拍着徐兰芝的肩膀,好言宽慰,将其拉入另一房间。

  王凤飞、余飞、徐兰芝都属于罗章龙阵营。罗章龙见自己的一派占了上风,立即主张停止四中全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

  罗章龙是一派首领,有一定号召力,会场一时乱了套,向忠发望着米夫,不知所措。

  米夫又一次站起来,大声训斥道:“嚷什么?四中全会是共产国际批准,并要求马上召开的!谁反对召开四中全会,就是反对共产国际!”

  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举手表决。赞成召开四中全会的有19票,反对的有17票。微弱的2票优势,通过了国际代表的意见。

  米夫的高压,使风波暂时平息下来。向忠发代表中央向会议提出主席团名单,经过表决,推举向忠发、徐锡根、罗登贤、任弼时、陈郁五人组成主席团,会议这才进入议题。

  向忠发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报告,共讲了十个问题,与王明小册子基本一致,从政治上、组织上接受了王明的纲领。其中心内容主要是两点:一是冠冕堂皇地把国际派推上台,二是把与共产国际意见不同的人打下去。

  张金保第一个发言。她说:四中全会开得太突然,政治报告的许多提法,需要认真讨论。如果要从“立三路线”接受教训,只有参加实际工作的同志才真正了解,而列席会议的同志,都是念书出身的。说到这里,张金保指着王明说:“你们读书写文章行,真刀真枪干革命还差得远啦!”

  王明在会上第三个发言,第一句话说:“反对‘立三路线’的小册子,今天没有带来,因时间关系不多讲了,希望同志们详细看看我的意见书。”接着,他重点讲了四个问题。“立三路线”的理论与实际;党的改造;党内斗争与进步;目前形势及党的任务。

  王明把李立三、瞿秋白批评一通,又指桑骂槐地攻击罗章龙、何孟雄一番,说到激动之处,还拍了一下桌子。

  王明讲完后,何孟雄提议让政治局成员先发言,听听他们是否改正了错误。何孟雄的意见得到一些人支持,于是周恩来、关向应、瞿秋白、向忠发、李维汉、顾作霖依次发言,都作了自我批评。

  周恩来发言时,对三中全会的错误承担了责任,同时对党面临的分裂危机和派别分歧,坦率地谈了自己的忧虑,强调维护党的团结。

  罗章龙也表示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他认为中央完全破产了,要实行大换班。

  已有18个人发言,意见大多谈出,米夫看了看表,强调时间很紧,要求讨论必须在下午七点半结束。他说,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共同致信共产国际,保证会议安全举行。因此,十点半必须结束会议。

  因会议激烈争论,费了许多时间,打乱了原来的会议进程。米夫起草的《四中全会决议案》来不及讨论通过,建议由王明等人组成修改委员会,实际上把修改权交给了王明。

  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央委员,改选政治局。这是与会者最为关心的事,争论在最后也达到了高潮。

  周恩来宣读了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央政治局共同提议的名单:三中全会补选的中央委员应退出的:李维汉、贺昌;新加入的中央委员:韩连会、王尽仁、沈先定、黄苏、夏曦、王明、徐畏三、沈泽民、曾炳春;政治局应退出的: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新加入政治局的:陈郁、卢福坦、王明、王克全、。

  这份名单,是米夫在会前拟好并以远东局和政治局名义提出的,缺少必要的酝酿和讨论。周恩来曾建议,既然王明和其他几个持相似观点的人进入中央,是否也可以选取一些不同意见的人参加,米夫没有同意。

  名单一公布,大会又陡起风波。罗章龙不满足只让三个人退出政治局,要求对政治局进行彻底改造,说它的大半成员是“立三路线”的执行者。罗派骨干韩连会,有备而来,提出了另一份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他们大都是罗派核心人物。

  何孟雄对米夫提出的国际名单,也进行了猛烈抨击,尤其对王明更为激烈,要求王明在会上向大家说明被捕一事。

  几方争论不休,会场秩序更乱。米夫制止这种无原则的讨论,要求按照周恩来宣读的名单先行表决,然后再提议其他人选。

  罗章龙听了,生气地说:“这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说完,拂袖退场,被人拉住。罗章龙怒气未消,罗派另一人物袁乃祥,拍案咆哮,吵闹会场,被米夫勒令退出。

  在米夫的控制下,会议对国际名单进行表决。结果,以20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了补选的中央委员名单;接着,又以21票的多数通过了补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同时,撤销了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的政治局委员职务。

  米夫说:“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错误。”

  米夫一番解释,还是有人不同意,会议又对周恩来去留进行单独表决,结果以18票的多数使周恩来继续留在政治局内。

  国际名单获得通过,连同以前的成员,计政治局委员九人,他们是向忠发、项英、周恩来、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王明、陈郁、任弼时;候补委员七人,他们是罗登贤、关向应、温裕成、、、顾顺章、王克全。

  1月10日,政治局会议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三人为政治局常委,王明为候补常委。虽然向忠发仍是党的总书记,由于共产国际支持,实际上王明开始执掌中央大权。

  四中全会在米夫一手操纵之下,突然召开,又草草收场。由此演出的闹剧远远没有完结。它结出的唯一果实,就是完成了把王明推上前台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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